《宽容与理性――东方杂志的公共舆论研究》，洪九来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1月版，25.00元
一
从一个人可以看一个时代，只要这个人处于时代聚光点下，拉出了长长的身影；从一本杂志可以透视一段历史，只要这本杂
不是什么人都能担当此类角色的，这需要个人特质，还需要时势因缘，只有当两者在交叉点上遇合，才可能成就一时代的英雄人物。自然，也不是什么杂志都能成为历史影本副本的，这里需要的条件就更多了。对一本思想文化杂志而言，至少需要明确的宗旨和方针，需要办刊人的坚守操持，需要长远的眼光、宏大的抱负，也需要有宽忍的胸襟和灵活处置的应对手段，如此才可能较为完整地保存和反映历史的风云翻卷、水色山光。
纵观20世纪中国百年史，当得起如此分量的杂志是不多的，岂止不多，实在是极其稀少，许多杂志非失之偏即失之简，可风行于一时却难继以长久。然而，《东方》杂志是称得上如此分量的一本杂志。
二
历史纵切，时代横断，无论对一个人还是一本杂志，都是施展抱负的舞台场景。如何在有限场景中做长远功业，是学问也是艺术。不过，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时空条件，对一本杂志似乎不像对一个人那么苛刻，稍纵即逝，抓不住万一的机遇，过去了也就永远过去了。
20世纪上半叶尤其是前四分之一世纪，中国社会开始向现代化艰难转型，这为各类主义和思想的竞争角逐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从容的时段，一本杂志如何应对，相比于其前其后拥有广阔得多的自主选择和回旋的余地。它可以引领潮流，掀起巨浪大波做弄潮儿，如民国初期的《新青年》；它可以推波助澜，发一代之新声，如北大学生的《新潮》；它也可以逆势行舟以挽狂澜于既倒，如隐然以传统中流砥柱自喻自励自慰的《甲寅》《学衡》。再往后十余二十年，文化人亦可以思出其位或思不出其位，勇于担当或不自量力，批评或进言，挞伐或献策，总之企图或企求影响时势的进展，如《观察》如《战国策》。可叹此时已非彼时，结果是大不妙，碰了一鼻子灰，无论哪一面都不讨好。还有呢，就是《东方》杂志，沉稳持重，优游有度，不张扬不躁进，“固守着理性、宽容、多元、渐进、调和等基本价值观念”，不求一时之畅快但求行之以久远，在喧嚣激荡的时空“构造了一个温和的自由主义公共空间”（《宽容与理性》序，以下所引该书仅注页码）。
孰轻孰重？哪一种选择哪一种路径更好呢？在当年在当下？
这真是很难评断的事。
风行于一时有一时之功用，行之以久远有久远之影响，主义和思想与学术的视点有别，官方尺度和民间取舍也多有不同。意识形态极度夸张之时，一切非主流自是悄无声息，或有不公；思想宽松学术自由之后，以往压抑的反弹，沉潜的崛起，又像是形成新一轮的偏差。不过，有一点似成规律，叱咤风云耀眼一时的，或许是集中闪亮的消耗过大过度，难得久远，而取中庸稳健立场的，却往往愈后愈觉得意味隽永悠长。可以有把握地说，虽然《东方》杂志存立之时并不是一意中庸以求之长远，但今天回首，能最全面完整反映20世纪前半叶思想文化的演变，还非《东方》不属。这是其他哪一种杂志都难以比肩的。“可以说，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各个学术领域的佼佼者无不在它上面留下了声音，中国思想界的每一次波动无不在它上面存有痕迹，它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化史的一个见证物”（第1页）。
《东方》办刊半个世纪，是20世纪上半叶办刊时间最长的综合性思想文化杂志，可资介绍、评价的东西可谓多矣，从这部研究专著概括的若干主题即可见一斑：政治秩序转换中的理性主义、社会变革进程中的渐进主义、纳入世界格局中的民族主义、中西文化冲突中的调和主义、新旧文学嬗变中的现实主义、古今学术流变中的进步主义等等。
面对杂志庞博浩瀚的言论，作者以年代为经，以主题为纬，参照各时段的思想背景，从中寻绎出了一条足以概括《东方》精神理念且贯彻始终的基本线索。经过近十年的研读审思，作者最终提取的《东方》办刊精神就是：宽容和理性。
三
回想五四前后，“德”“赛”两先生刚引进国门之时，宽容似乎不合时宜，持宽容――而非中庸――立场的思想文化杂志几乎没有。当其时，多的是同人杂志、新颖理论和呼啸猛进的声势，如陈独秀所谓“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这显然时势使然，不得不如此。推陈须用大力，矫枉必须过正，否则无法出新，无法使新思想新观念散播流传开去。
如此气氛下，《东方》如何实施其宽容的主张和理念呢？
据作者统计，“从1904～1919年《东方》（第一～十六卷）共刊发各类小说达30篇，其中翻译小说25篇，创作小说5篇……从翻译小说的译本情况看，英国的有8篇之多，另外法国5篇，美国3篇，日本、俄国各2篇，出处不明者4篇”（第296页）。所译有大仲马、莫泊桑、高尔基、托尔斯泰等人的小说以及《天方夜谭》等传奇故事，这是来源之广。杂志所设小说类型计有“侦探”、“立志”、“理想”、“社会”、“种族”、“哲学”、“科学”、“言情”等十多种，这是种类之多。这些新型小说，已不是“烟粉”、“灵怪”、“公案”、“传奇”等宋明清小说类别所能包容的了。
小说之外，文学栏目的设置更是宽泛，博采广收，现代作品之外，辟有刊载传统诗话、词话、序跋的“文苑”，很长一段时间，栏目每期刊载同光体诗人郑孝胥、陈宝琛、陈三立三人的唱和之作。王国维《宋元戏曲史》、陈衍《石遗室诗话》、蒋瑞藻《小说考证》等古典文学研究名作，也首先刊载于此。“尽管新旧并存、古今兼容的文学态度遭到了当时新文化健将们的嘲讽与责难，但《东方》在文学转型的大潮中没有随波逐流，前行中有所回望，远离中带着一丝眷恋，这种集开进与稳健于一身的品性正是其魅力之所在”（第304页）。
小说、文学如此，其他有关文化、政治秩序、社会变革的立场也同样。一份杂志如此取材，是否会有毫无统系、无所不包的大杂烩之嫌？这也是当年不少人对《东方》的批评。《东方》的态度则是，无论甲说乙说，一律平等对待之。甲说有甲说的道理，乙说有乙说的道理，将两方各自所提供的道理完整地加以呈现，真相可能也就离之不远了。
这种思想的多元态度是明智的，它不是被动地模棱两可或一味调和，而是以提供不同事实和道理让人们选择。但这种态度在《东方》只是经验的，非理论的，或许是借鉴历史经验之后的平实稳健，却未上升到哲学认识的境界。宽容的合理性和在现实中的必要性，作者今天从学理上进行了更深刻也更准确的解说：“多元的学术认识论建立在思想启蒙的基本伦理原则――宽容这个基础之上，诚如卡尔・波普尔所言，认识论上的多元论与伦理上的宽容原则内在是一致的，它们都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新型道德标准。这种新知识伦理的意义在于：‘旧的道德以个人知识和确定的知识的观念，因而是以权威的观念为基础；而新的道德是以客观知识和不确定的知识的观念为基础。这意味着构成基础的思想方式的根本变化。’也就是说，从一元走向多元、由独断走向开放是现代自由知识分子理性思想确立的根本标志。用这个标准来评衡民初《东方》群体的思想言论，我们发现其所蕴含的正是这种现代的知识伦理观念。”（第339页）
四
在有关中西文化、新旧文化问题上，新起的《新青年》与《东方》杂志有过一段尖锐的论争。《新青年》主将陈独秀言论激进、态度激烈，而遭其指斥的《东方》的态度，尤其是当时杂志主编杜亚泉的言论在今天却得到了新的关注，并被给予了极高的褒扬。
陈独秀对中西文化的基本判断是“中旧西新”，即中国文化已老旧落后，西洋文化则代表新的人类进步的方向，而且两者之间不容调和。按陈的说法就是：“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断不可调和牵就的……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新青年》一卷一号）
以杜亚泉为代表的《东方》杂志反对“中旧西新”说。杜认为，一国有一国之特性，一国亦有一国之文明，性质互异，各有长短，对中西文化应进行理性的评估，谨慎的取舍，不能概而论之。新与旧不是绝对的，针对不同对象，同一事物会有不同的意义，而且新与旧之间可以转化、调和，在一定时间内可以把原先看似对立的思想有效地折中在一起。杜还反对把中国当时的思想冲突视为截然对立、不可调和的新旧之争。在《再论新旧思想之冲突》一文中，杜把当时中国知识界分为四类群体：知识明敏、感情热烈的“革新之魅”，知识蒙昧、感情冷淡的“守旧之侣”，知识蒙昧、感情热烈的“暴乱派”，知识明敏、感情冷淡的“稳健派”。在杜看来，这四类群体虽然因为知识和情感的差异，对中西文化的取舍上存在着程度不同，但他们都是在中西文化冲突后产生的，都有趋新的倾向，“有过不及之差，非若正与负之异”。新旧只是程度问题，新旧之中善恶因素并存，只是量的比例不等而已。而社会文明的进步进化，正有赖于新旧二者互相牵制交互作用，方可处于一种和谐有序之状态。
陈独秀、杜亚泉两人的思想来源和支撑都得自进化论，两者的对立也是由于对进化论的理解不同而产生。陈认为进化是突变，新与旧不可调和；杜则认为进化是渐变，新旧可以接续。陈认为新旧机能间的人力创化才是进化的真义，人的情感和意志因素可主宰和操纵这一进程；杜则认为新旧机能间的新旧演化是进化普遍规律，人力因素中的理性成分在此可发挥疏导贯通的功能。
对这两种不同的思想路向，作者以波普尔分别欧陆“乌托邦社会工程”和英国“渐进社会工程”相比拟。这种比附，不是作者的新创，而是近年来王元化等人对杜亚泉思想发掘的具体发挥，杜的文化保守主义被直接联上了英国经验主义的思想传统。在思想淡出、学术凸现的20世纪90年代，欧陆乌托邦，法国大革命，卢梭以及五四激进主义等等遭到了清算，经验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得到了正位。在此，需要问的就是，杜亚泉的文化保守主义、理性精神真有如此大的意义么？在当时，在当下？
作者是清醒的，他对此评价道：“理性精神确实为《东方》论者所深具的文化秉性，它具化为对民族性、地域性、多元性文化的强烈认同，对渐进、有序、继承的变革方式的坚定执着，这些价值内涵当然可以用来补正文化激进主义者的一些不足，为近代以来急速的社会变革运动所需要。但我们又不能因之把这种理性精神作抽象性的、无上的拔高，并以此来指责陈独秀等人当时的言行。因为杜亚泉等人并不是‘非常之人’，其理性意识也不是凭空而来的，对民族文化的挚爱、对现代性危机的忧虑，是这些复杂的情感活动铸就了其理性的态度。也就是说，其理性精神也是受制于主观情感的。一旦这些情感活动有异常的波动，哪怕是一点点的波澜，也会导致其理性精神发生或多或少的错位甚至蹈空的现象。”（第285～286页）
作者以杜亚泉对新旧婚姻的态度为例说明。杜亚泉竭力争辩，“礼教结婚”依赖于长者的经验而成，比“自由结婚”在稳定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上更有功效，旧式大家庭比新式小家庭也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因而应在现代婚姻制度中增加古礼制以使其更完备。这一调和的取长补短的理性态度在杜亚泉是典型的，也是看似更为周到正确的。作者于此指出：如果仅仅从婚姻缔结形式来看，新旧两种形式确难分优劣，两者可以并存，这在一个世纪以后的今天也不难得到证实。“但杜亚泉抹杀了一个实质性区别，即‘自由结婚’是工业化大生产时代的产物，它的形成是以个体独立人格的建立为前提的，人性在其中得以自由与独立的展示；而‘礼教婚姻’是建立在宗法社会基础之上的，其以湮没个性、牺牲幸福为代价换取了社会的静而有序，这正是农业社会停滞不前、封闭保守的重要根源之一。杜亚泉当然是出于维护民族风尚的情感来为‘礼教结婚’辩护的，但一味依恋传统文化某些外形化的内容，必然不可能对新思想、新事物有真正的理解与接受，只能导致对现代性文化的根本抗拒，对传统性文化的变相回归，这正是文化保守主义深层上的保守性之所在。所以，尽管杜亚泉指出了‘礼教结婚’有可取之处，‘自由结婚’有不少流弊，比同时代那些直呼打倒大家庭、冲破大家庭的‘易卜生主义’者要来得些许公正与冷静，但这种理性态度所护卫的真正内容却是逆时代潮流的，因而也使其价值含量要大打折扣。对杜亚泉等《东方》保守主义群体整个的中西文化观都应作如是观”（第286～287页）。
《东方》始终坚持的理性精神是值得欣赏的，杜亚泉等人的苦心是可以同情的，其所发挥的调和理性的功效和实际作用也是应该肯定的，但正如作者所言，我们不应过度拔高文化保守主义的价值，不然，我们真要重新来评估陈独秀、胡适和鲁迅了。
五
《东方》杂志办刊几十年，正是中国社会最为动荡不安、思想文化最为纷乱杂陈的年代，《东方》却始终坚守自己的办刊理念，既不随俗跟风，也不僵持传统固守，因时势而变，但仅变其应变而不变其不应变，变的是言论和主题，不变的是精神，是其山高水长的宽容和理性的温和的自由主义立场。
这种眼光、胸襟和定力，与《东方》背靠中国当年最大的现代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有关，与其历任主编如早期夏曾佑、孟森，中期杜亚泉、钱智修，晚期的胡愈之、俞颂华等人有关，更与商务的掌门人张元济有关。须知，《东方》本就是由张元济在前主办的《外交报》变身而来，在创办后的几十年内，始终在其指导和关注之下，并贯彻实施了张的思想主张。比如，《东方》创刊之初的“黄祸论”讨论、20年代的反帝爱国运动议论和三四十年代的“民族复兴”的探讨，都秉承了张元济“文明排外”的对外关系的主导思想。五四前后，张元济指令《东方》拒登日货广告，让《东方》为简氏兄弟刚创建的南洋烟草公司优惠做广告，大力加以宣传。为此，20年代的《东方》，几乎每期都刊有南洋公司的系列精美广告。
张元济，这位与蔡元培同科的进士，两人有着几近相同的经历，两人同在科举道路上走到了顶端，同样对清政府失望，分别参加了戊戌变法和民主革命，又同样对中国现代教育、中国文化学术作出了巨大贡献。区别只在于，蔡元培功在北大、在中央研究院；张元济则在商务印书馆、在新式教科书。张元济一生事功均在商务，与商务几可以划等号，商务的出版在在体现了张元济的文化教育理想。
遗憾的是，蔡元培已得到了正确评估，张元济，似还未得到应有的认识和肯定。
但这是另一个话题了。
（本文编辑：李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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